美财政部长保尔森和美联储主席伯南克23日敦促国会尽快通过7000亿美元大规模救市方案，但美国有122位经济学家目前已联名致信国会，反对7000亿美元的救援计划。

而实际上，这种影响可能是微乎其微的。美国的实用主义文化决定了政治决策的过程是基于解决当下实际的政经问题，而不是审查决策本身是否符合某个学术信仰。这是因为，学术信仰仅仅能代表一个维度的观点，如经济学家们在评判救市计划的时候着重考察了“公平”这个维度，但实际的现实操作与公共政策选择是多维度的，这意味着纯粹的学术信仰更多地将被看作是一种参考。最终的政策选择往往不是基于学术信仰，而是基于各个政治实体博弈的力量对比。

在这种力量对比格局里面，美国的选票政治机制决定了经济学家们直接施加政治影响的路径存在局限。这一制度安排表面上不合理地弱化了经济学家们在政治决策中的理性指导作用，但却保持了政治决策的实用主义风格。

另外，从学术发展历史看，学术信仰本身就是一个多流派的概念，只是各个流派的偏重有所不同，这意味着不同的流派会对政治施加不同方向的影响。其次，学术信仰本身就是动态的概念，不同时期存在不同的学术信仰，学术信仰本身也会因为新的事件的出现而对自身进行修正，这样基于某种学术信仰的政策设计在可靠性上本身就值得怀疑，因为该设计可能处理不了新出现的“经济现象”，换言之，这是一个“理论落后于实践”的陷阱。坦率地说，诸多学术的生命力很大程度上并不完全基于该学术内容本身不证自明的力量，而是部分基于权力的挑选和情势的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