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布什已经宣布美国开始从伊拉克撤军。根据美国国防部的设想，在2009年春天之后，大概只有数百名英国士兵仍然留在巴士拉（Basra）。但英国首相布朗不可能就这样宣布伊拉克“任务完成”。这样做不仅会与站在林肯号航空母舰（USS Abraham Lincoln，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尼米兹级核动力航空母舰）飞行甲板上不可一世的布什形成对比，而且这也暗示着目前的对伊政策并非仅仅是前首相布莱尔的延续。实在很难想象英国再次七拼八凑地参与一场战争。但这可能会真的发生。

到底哪里出了问题？不得而知。英国的内阁相信这一切皆因为布莱尔当初做出了无条件跟随白宫的决定。但是，从作出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到实施地面行动，是需要谨慎规划的。战略的成功来自于聪明的战争计划，而战争的胜利则离不开果断的战争判断以及行之有效的战术安排。没有捷径可走。

为什么英国针对军事以及国内形势的策略会如此难当大任？当美国推倒彼得雷乌斯（Petraeus，美国驻伊拉克美军最高指挥官）提出的“增兵”计划时，为什么英国如此软弱无力？在去年5月“骑士冲锋军事行动”（Operation Charge of the Knights）期间，驻伊美军与巴士拉民兵发生激烈冲突，而当时英军只是袖手旁观。在议会中，国防大臣德斯·布朗（Des Browne，英国国防大臣兼苏格兰事务大臣）如此粉饰这个尴尬：“由英军和联盟伙伴支持的伊拉克安全部队……已获得成功。”听到这番话，连智囊团（Brains Trust）的约德（Joad）教授也会说，那要视乎你怎么理解所谓“支持”的含义。

直至进行了深入研究，笔者才知道伊拉克问题到底出了多大的差错。这是一个迟到了很久的调查，政府早在两年前已承诺“在适当的时机”会进行一个深入详细的调查。但正如孟席斯·坎贝尔公爵（Sir Menzies Campbell，新自由民主党领袖）一年前在下议院说的：所谓“适当的时机”，就是有关的部长仍然在位，相应的国会议员仍然参政（或许他还应该补充一句：高级官员仍在其位）——首相布朗必须马上着手启动这项调查了。

另外，反恐战争在战略上的重新调整和优化，更是迫在眉睫。英国在华盛顿的各种研究和培训机构都设有一个两星官阶的国防武官和联络官，同时设有一个精明的总秘书长彼得·吉尔克里斯特（Peter Gilchrist）；在五角大楼设有一个一星将军；在筹划伊拉克中部和近东战线策略的中央司令部（Centcom）设有一个两星将军。这看起来有助于英国更好地投入到这场战争的规划中，但看看英军的兵力投入，还是不要期望过高为好。例如，2003年伊拉克战争打响时，当看到英国似乎无法参与实际行动时，时任美国国防部部长的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就直接把英国忽略掉了。战争与外交不同，要量力而为。

事实上，我们在战争操作上也没有看起来那么有价值。一直以来美英两军都有联合军事行动，即使是不情愿的合作，那也是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的。然而，有证据显示，美军军官目前对英国的军事能力以及承诺都缺乏尊重。这方面的确还需要下点功夫，重新关注阿富汗问题或许既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机会，但不得不承认的是，英国军事力量的影响力还是很薄弱。

然而，真正影响英国的军事影响力的，是“军事战略”，其指导方针是为冲突的筹划者而制订的。少数美国人认为“反恐战争”可以在没有盟国支持的情况下进行；也有少数人认为还有很多比英国更有能力的盟友。但战略的制订并非在总统办公室（Oval Office）里闭门造车。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The Chairman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是总统的首席军事顾问，同样也是国防大臣的首席军事顾问，虽然他的责任是执行军事活动任务，但他隶属于作战指挥官。英国的确没有军官在这个级别上身居要职，但正因为此英国或许可以发挥最大的杠杆作用，因为战略是对整个国家资源的应用，尤其是智力的调配。

关于战略层面的合作，历史上有个典型人物。在阿灵顿国家公墓（Arlington National Cemetery）有一尊约翰·笛尔爵士（Sir John Dill）的雕像，他是前帝国总参谋部部长，自1941年到1944年11月去世，他一直是常驻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英国代表，率领罗斯福（Roosevelt）和丘吉尔（Churchill）部署军事战略。罗斯福称笛尔是“美英两国制定出色的联合作战计划的最重要人物”。

麦凯恩和奥巴马都表明愿意和英国展开更深入的合作，英国若能越快重组一个拥有像笛尔那样的代表人物的委员会，就能更快地恢复在防御计划的部分控制权。

尽管丘吉尔偶然会对英美战略合作所带来的后果感到不满，但他还是很明确这种合作背后的意义。除了尽快在伊拉克启动深入调查，布朗还应该拿出一套“丘吉尔式”的解决方案，把握好战略的要领。

（文章来源自《泰晤士报》，作者Allan Mallinson系军事历史学家、小说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