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艺术人生

楼道里没有灯光，残损的墙皮掉落殆尽。借着窗外透进来的一缕阳光，可以看到楼道内积水泛起的波纹。行至拐角处，除了正在结网的蜘蛛，看不到任何其他动静。顺着几近腐烂的楼梯扶手，摸到地下一层，迎面四个房间堆满了碎石，屋内不时传来老鼠吱吱作响的声音。

蔡丽英徒壁摸到了灯绳，点亮。顺着裤子掏出了钥匙，之后掀起一道帘子，打开来一扇巨大的门。“这里比上面凉快多了”。

这道门后是山西大众机械厂锣鼓队的训练场所。原本安排了一个人的采访，蔡丽英却把很多队员都叫到了现场。蔡是锣鼓队的队长，“跟我妈年纪一样大，她还在玩呢”，队员任建华笑呵呵。

仿佛打开了一道时光之门，阳光的直射让蔡丽英和她的同伴们一下子回到21年前。

回忆锣鼓队刚刚成立的时候，大家都兴奋异常。外人把这项业余工作说成是敲锣鼓，但是她们却将这些定义为玩。只不过，这一玩已有20余年。

学艺

1987年，太原瑶村出现了第一支民间女子锣鼓队，蔡丽英所在的大众机械厂则组建了第一家太原市机关女子锣鼓队。当时厂里报名的有400多人，其中的一个条件是报名人员年龄要在35岁以下。

这个条件着实让蔡丽英很为难，因为她那时已经40出头。蔡丽英找到了厂里招收负责人，交代了自己超龄的实情。负责人了解情况之后，当即要求蔡丽英随着师傅的节奏试打两次。没想到测试很成功，“我一下就过了”。负责人网开一面，将她的年龄填成了36岁，最后蔡丽英勉强进入锣鼓学习班。

起初，锣鼓学习班的训练的场地定在了厂里的篮球场。

那是一段让令人难忘的日子。夏天的气温再高，蔡丽英都要去练习。“晚上孩子没人管，我就带着孩子一起去。”篮球场成了母女两个一起度过时光的场所。与当时农村演奏不同的是，蔡丽英得到的训练是极为规范的，其中包括打击技巧和乐理知识。

李建志是当时的老师，被称之为教练。他对学生极为严格，而保留下来的队员也是功底最扎实的。所有学生的家当就是锣、鼓以及被磨破的衣服。

锣鼓都是固定人手一套，不固定的却是队员的穿着。一张一合的铙钹来回摩擦腰部的衣服，一场训练下来，衣服上全是洞。“我们都跟要饭花子一样。”队员罗羽形容说。后来逐渐形成了不成文的标准，衣服的磨损程度成为了判定是否刻苦训练的参照物。

有趣的是，被磨损的还有蔡丽英家的枕头。回到家的她，为了巩固一天所学曲目，但是出于场地限制，她就每天用手敲打枕头。有一次，女儿一觉醒来跟她说：“妈，枕头咋露棉花了啊？”敲烂了枕头，她又拿树枝敲打墙壁，直到把树枝敲断。

锣鼓充斥了蔡丽英生活的各个角落。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蔡丽英从学习班毕业，400人的报名队伍，在几个月的训练中淘汰了很多，最终只剩下了40多个人。蔡丽英便是其中之一。

刻苦的训练造就了她们扎实的基本功，40人的队伍盛极一时，她们代表大众机械厂参加了众多比赛，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不过锣鼓队的命运伴随着机械厂的转型发生了变化。

坚守

大众机械厂早先以军工产品制造为主，之后转型生产计算机。事实证明，这是一次失败的转型。“原来厂子的效益很好，现在快破产了，我们的生活都保证不了。”大众机械厂所在的街道叫下元，知情人士告诉记者，这是太原出了名的穷地方，“焦点访谈都报道过”。

工厂转型失败，厂里欠下了很多外债。用于锣鼓训练的篮球场被当成固定资产卖掉了，“我们没地方敲了。”

场地的消失，也使蔡丽英所在的锣鼓队濒临瓦解。几十人的阵容最终只剩下了10来个。

蔡丽英和队员现在使用的场地原为军工厂存放器械的场所。目前虽然改为社区活动场所，但这不到40平米的地方并非锣鼓队独享。从墙上贴着的场地使用时间表可以看出，除了锣鼓队，场地还要供京剧团、模特队、舞蹈队使用。

因此，锣鼓的训练只能安排在周四上午和周五的下午。尽管场地有限，锣鼓队的队员已经很知足。记者参与的一次训练是锣鼓队正在排练一个新曲目，这个曲目也将收录到《太原锣鼓》电视系列节目之中。

不过从她们使用的器具来看，这是一次特殊的排练——

蔡丽英手持鼓棒坐在长凳上，敲打的不是鼓，而是一把座椅。整个座椅用3道铁丝进行加固，坐垫前端的胶皮下放置了一块短板，如此敲出来的声音略显清脆。为了防止座椅移动，蔡丽英双脚踩踏在支撑点，排练过程中短板从坐垫下不断滑出。另外的几名队员用的是铙钹，排练中段，一位队员的铙由于把手处出现连接螺丝松动，多次出现铙脱手落地的情况。没有器具的队员，合着座椅打的声音拍手练习。

没有真正锣鼓的气势，这样的声响让蔡丽英感到很憋屈。实际情况是排练所在地的周边为办公区域，使用“真家伙”会扰乱正常的上班。为了降低声音，锣鼓队员还特意在窗户上加了好几层塑料膜。任建华说：“措施都想遍了，其他人还说我们制造的动静太大。”

平日里，锣鼓队员只好用手来取代铙钹，巴掌拍到通红。在室外的公园内进行训练，经常遭到周边居民，特别是老年人的谩骂，蔡丽英曾经出现过被追骂的情形。所有骂声都是同一个理由：“噪音太大，影响休息。”

无奈之下，她们寻找到了太原郊县榆次的一块场地，月收入仅400—500元的她们每个周末自己掏腰包到那里训练。

现在的蔡丽英是一个快乐的保洁女工，她在退休后找了一份保洁员的工作，每天打扫5层楼的卫生，每月获得400元左右的收入。闲暇时间她不断传授技艺，“我儿子班上的学生都是我一手教出来的”。

去太原郊县的场地排练，每次来回路费就要10块钱，但“只要能敲鼓，花点钱也值了”， 蔡丽英显得十分乐观。

事实上，尽管大众机械厂所在的下元街道萧条了不少，山西锣鼓却并未因这种缩影变得停滞不前。由于内在的民俗需求，敲鼓的人反而越来越多。这些增量形成了山西锣鼓的商业力量，在短短十几年演绎着与蔡丽英们不一样的人生。

将各式锣鼓队捆绑在一起，便构成了山西锣鼓的发展脉络，锣鼓这项民间艺术除了在敬神和祭祀的时候得以使用，借助市场的力量，他成为维持山西民间生态的一种力量，这使得锣鼓在山西得以现实地延续。

下篇：山西锣鼓的时空轨迹

1、 锣鼓“乐人”

在旧社会，按乡村风俗，婊子(妓女)、戏子(演员)和龟子(吹鼓手)所谓“三子”，是辱没祖宗的不肖子孙。这种人活着不能写入族谱，死后不准埋入祖坟。日久天长，“乐人”积聚便形成了乐户制度，外人不会选择他们成为通婚的对象。乐户只能靠内部的配偶组合，繁衍后代。

在过往的山西农村，像蔡丽英这样的“女流之辈”无从学艺。

旧社会锣鼓技艺的传授有着严格的规定，当时女子有着“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清规戒律， 因此锣鼓的传承人皆为男子。

拜师时还会规定：学满三年，师傅带领外出表演所得报酬皆为师傅所有，名为“谢师”。更为的严厉的老师则会要求自己的徒弟再干三年才能出师。拜师学鼓的人多为家境贫困，希望靠借学艺讨口饭吃。一旦进入师门，徒弟还要进行换帖，也就是以往民间里提到的卖身契，徒弟的生老病死，师傅不附带任何责任。

尽管拜师、出师困难，但是作为一门手艺能延续生计，很多人还是会自愿去学习。在农村逢年过节、红白喜事都会用到锣鼓。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华文明讲“忠孝仁义”，父母为孩子操劳一生，老人临终，孩子也希望让父母走得体面，因此要把丧事办得非常热闹，此间则会请人吹吹打打，乡里乡亲便会闻声告别。

这背后也无形之中形成了一个“内需市场”，也催生了一些专门在村落间靠锣鼓为生的人群。据史书记载，这些人被称作“乐人”。

从事重大节日祭祀仪式的人本应受到礼待，事实却恰恰相反，锣鼓乐人是村子里最受冷落的阶层，是排除在三教九流之外的最下等人。在旧社会，按乡村风俗，婊子(妓女)、戏子(演员)、和龟子(吹鼓手)所谓“三子”，是辱没祖宗的不肖子孙。这种人活着不能写入族谱，死后不准埋入祖坟。日久天长，“乐人”积聚便形成了乐户制度，外人不会选择他们成为通婚的对象。乐户只能靠内部的配偶组合，繁衍后代。

不过，乐户家里新添人丁并不会面临生存问题，锣鼓队的成员组合相对随意，因此每逢红白喜事，他们都会全家出动，即便充当一个跟班，最后也能混口饭吃。

如此一来，这种无需耕作，靠鼓为生的秩序得以现实的保存，并加以延续。直到清朝末年，这种不成文的习俗才逐渐消亡。

2、城里的鼓声

1993年，山西省实施禁炮令，意外地为锣鼓文化带来新生。中国人的婚事历来都是大操大办，一下子少了鞭炮的声响，却为热闹的锣鼓声让出了一条生路。之后太原市路边的婚庆店面都贴有锣鼓喜庆的招牌，出现了大大小小的锣鼓队数百支。

农村的锣鼓队依赖民俗顽强地传承至今，与此同时，城市职工锣鼓队伍在解放后逐渐兴起。

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各个省市会接到中央下发的各种精神和指令，“命令到达时就要敲鼓庆贺”，山西省锣鼓艺术家协会副秘书长韩起祥告诉记者。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太原要组织全市运动会，运动会团体操是必不可少的一项。韩起祥希望将锣鼓引入到运动会中，在这之前没有锣鼓进场的先例，也从来没有应用过锣鼓队列表演的形式。得知这一消息，太原很多工矿单位纷纷希望参加，“在那个年代，大家觉得参加运动会开幕式是一份至高无上的荣誉”。

锣鼓队伍太多，韩起祥希望通过比赛的方法选出参赛队伍。于是便产生了第一届山西省锣鼓大赛。为了组织比赛，韩起祥需要1万元作为组织经费。他找到了当时太原经济效益最好的“三关保险柜”的老板拉赞助。“才1万元？我在开会，你过来拿吧。” 韩起祥第一次拉赞助的经历十分顺利。

有了经费，训练却成为了难题。以前都是鼓手各敲各的，“后来只要一变成队列，便不会敲了”。为了形成队列方阵，韩起祥专门找了太原的文化学者设计队伍路线。

经过长时间训练，队伍终于磨合成型，锣鼓表演以团体操的形式在体育场亮了相，随后这种方式也得到了推广。锣鼓大赛也因此连续举办了四届，而赞助费用也分别达到了3万元、9万元和18万元。

最后一届比赛由于牵头主办机构组织失误，造成在体育场内一起严重踩踏事故，锣鼓大赛迅速夭折。锣鼓文化一度陷入低潮，韩起祥也受到影响，“后来开了一年出租车”。

1993年，山西省实施禁炮令，意外地为锣鼓文化带来新生。中国人的婚事历来都是大操大办，一下子少了鞭炮的声响，却为热闹的锣鼓声让出了一条生路。之后太原市路边的婚庆店面都贴有锣鼓喜庆的招牌，出现了大大小小的锣鼓队数百支。

每人次30-50元不等的锣鼓收入，对于工薪阶层来讲是笔不错的收入。这也改变了太原周边农村生态。平日，村里的农民闲时天天打牌，自从锣鼓市场兴起后，他们都改为了打鼓。“一个人给5块钱他们就去”，一位知情人士说。

随着电视节目的推广，山西锣鼓也逐渐被搬上了银幕。这种广场文化逐步变成了舞台艺术。一批从事音乐的专业人士加入到发展锣鼓艺术的队伍之中，新的舞台表演元素的加入令锣鼓逐步走出了山西。

3、市场化生存

现在的山西锣鼓，赵中悦认为已经度过了抢救的阶段，已经建立起了相对完备的申报体系，接下来工作就是将山西锣鼓还给市场，接受市场的考验。

作为一种民间艺术的代表，山西锣鼓的现代化生存，也得到了山西官方的大力支持。近三年来，山西省财政为民间艺术的投入分别为50万、100万和150万。

在有限的财政投入中，文化厅做了整理锣鼓曲牌的工作，同时通过走访民间艺人，形成影像资料进行保存。走访过程中发现的一个严峻事实是，大量的曲目和鼓种已经消失，“在快节奏的生活中，保留下来的锣鼓艺术显得弥足珍贵”。 山西省文化厅社会群体处处长魏存庆说。

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赵中悦深深地感受到了这份珍贵。

曾有人向赵中悦提出一个疑问：“山西哪里有乐器，都是响器。”但是赵中悦认为锣鼓在沉闷的黄土地上，是一年中惟一的快慰机会。正是高亢、激越、奔放、欢腾的音乐，开解了早年山西农民沉重的人生。

而在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时，赵中悦也发现“曲目消亡，传承人无处可寻”。

“即便有传承人，大多目不识丁，虽然会敲鼓但缺乏理论知识，不能很好的传授技艺。” 赵中悦对记者说。

另外一个现实情况是，很多传承人年事已高，病榻上无法继续民间艺术表演。

鲁迅曾经提到：“目前的当务之急，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谈发展。”这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真实反映。“先谈抢救、再谈发展。”

因此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正在试图探索出一种民间艺术传承人的进退机制。“文化依然是以人为本，没人啥也干不了。”

同时，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也将山西锣鼓的多个鼓种列为了国家级、省级保护项目。

现在的山西锣鼓，赵中悦认为已经度过了抢救的阶段，已经建立起了相对完备的申报体系，接下来工作就是将山西锣鼓还给市场，接受市场的考验。

近些年来，山西锣鼓则出现了一个新的现象，外省团队来拜师学艺的络绎不绝。“在与沿海各省的交流中比较顺畅。”山西省文化厅社会群体处处长魏存庆说。

这种现象也引起了山西很多锣鼓艺人的恐慌，甚至有人产生“狼来了”的感觉。但是就魏存庆观察，前来学习的人员敲不出山西锣鼓的味道，“没有山西文化底蕴做积淀，山西锣鼓不是一时半会能学会的”。

但有一个事实不容忽视，民间对于锣鼓表演形式的陈旧存有不认可的情绪。对于年轻一代，由于追赶潮流，多半对传统文化丧失兴趣，如此一来，整个民间艺术难以形成市场，而锣鼓作为其中一员自然难以避免。

因此山西省文化厅希望日后能够引入一批专门从事音乐文化创作的人士，对锣鼓表演形式进行创新性研究。“逐步引向高端文化市场。”

不过目前最为现实的便是山西本土市场的开拓，目前来山西的游客以参观古民居和古建筑为主。山西的历史文化古迹，特别是晋商文化随着诸多电视剧的拍摄获得生机。

“山西旅游的硬环境尚可，软环境还有欠缺之处。”知情人士告诉记者，旅游和文化一直不能很好地嫁接在一起是由于组织协调上没有实现无缝对接。对于锣鼓，他觉得这是山西最响亮的一部分，纳入到文化旅游中是传播山西锣鼓最便捷的途径。

4、鼓艺“全球化”

尴尬的是，虽然在海外获得了名气，但是回到山西，锣鼓队的生存状况并不乐观。王青安逐步意识到，绛州鼓乐在本地不是宝，“锣鼓样式太多，大家都习以为常”。于是王青安想出了“走出去”的办法。

当蔡丽英在太原埋头学艺的时候，新绛县(绛州)文化馆馆长王青安已经在山西锣鼓市场化的过程中，杀开了一条生路。鼓乐作为一种商品，已在王的努力下远销海外，绛州鼓乐的市场化生存，为传统民间艺术的现代化生存打开了思路。

据传绛州鼓乐源于先秦，盛于明清。直隶《绛州志》载：“岁时社稷，夏冬雨季，又乡镇多香火，扮社鼓演剧。”《新绛县志》则曰：“每逢赛社之期，必演剧数日，扮演各种故事，如锣鼓等等。”

1980年代，山西省要搞文化艺术节，王青安请了山西省歌舞剧院的王宝灿改编了绛州当地的曲目，取名《秦王点兵》。其曲目灌制成了录音带，送到首都北京，得到许多专家认可，从而“一炮打响”。

1988年，王青安组织的绛州农民锣鼓获邀到人民大会堂表演。从北京回来之后，王青安逐渐意识到“半农半练”的模式不是长久之计，要把绛州鼓乐传播开来，必须要有固定的成员进行定期训练。

于是组织鼓乐团的想法便产生了萌芽。他召集了技术水平不错的农民鼓手，“经费是东拼西凑而来，训练场地为当地的老军营，当时没钱买蚊香，蚊子满天飞，晚上都是几个人合着一个被子睡觉。”

之后，乐团参加了全国音乐周，得到一位来自祖国宝岛台湾胡姓先生的赏识，胡先生还专门给中国时报写了个专稿，后发表到了海外。

在港台音乐人的帮助下，绛州鼓乐团随后走访了美国、丹麦、日本、马来西亚等国，获奖无数。

尴尬的是，虽然在海外获得了名气，但是回到山西，锣鼓队的生存状况并不乐观。王青安逐步意识到，绛州鼓乐在本地不是宝，“锣鼓样式太多，大家都习以为常”。于是王青安想出了“走出去”的办法。

2000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上海有位台湾的地产老板希望锣鼓队为他的新公司助威，报酬为5000元。王青安带领乐队东赴上海，演出获得很好的反响，台湾老板希望再他们进行表演。王青安开玩笑说：“如果再演，要给2万。”没想到台湾老板很爽快地答应了。

就这样，乐团得到了第一桶金，逐步在沪、苏、杭等地站稳了脚跟。

新的问题接踵而至，在三地的游击演出，收入并不稳定。王青安介绍说：“目前乐团单场收入多则1万，少则几千块，养活70多人的团队，难度不小。加之沿海各地假借绛州鼓乐之名的团队众多，大打价格战，市场陷入相对混乱的状态。”

目前王青安给队员的待遇是每个月工资1000元，吃住行费用全包。即便打了10年的老鼓手得到的薪水也不过2000元。扎根在上海的团队，这些工资着实显得单薄。也正是由于薪酬，乐团里的鼓手经常被其他演出团队挖走。

“大专院校从事西洋打击乐的教学居多，民族乐器几近凋零。靠演出团队培养，总是缺乏理论知识的积淀。”王青安对于人才的渴望达到了极点。

球化府地处洼地，没有大片农田可耕，王青安最近通过朋友介绍，找到了一些欧美知名的音乐经纪人，希望通过他们的力量令鼓乐团进行巡回演出，通过不断的节目创新来带动市场的反馈。他告诉记者，明年他的鼓乐队要参加爱丁堡国际艺术节。

他对乐队未来命运的总结是，“花开几日红，鲜红的时间也快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