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个月，日益凶猛的通胀威胁成为困扰亚洲各行和财政部门的要务，全球油价和食品价格的急剧飙升更为通胀局面推波助澜，伴随而来的民众情绪，以及经济下滑的风险，使得形势更为错综棘手。

不断攀高的粮食和能源价格迫使各央行加大紧缩力度。部分经济体面临的通胀压力尤其严峻，特别是南亚令人堪忧，近期印度和巴基斯坦再度出台了紧缩措施。

然而，并非所有经济体都选择运用加息手段，部分经济体担忧加息会吸引投机热钱流入，而倾向以收紧信贷为主的从紧调控。对于中国、印度和其他一些通过能源补贴减轻国际油价对本国市场传导的经济体来说，补贴政策日益成为问题。虽然信贷紧张的忧虑高悬西方市场之上，但稳定的经济增长和不断上扬的成本迫使新兴市场央行收紧调控之手。整个新兴市场经济增长强劲，很多经济体已经采取加息举措，或准备加息。不容置疑，无论南非、南亚、中东还是部分东亚经济体，采取紧缩政策，或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势在必然。

双面通胀

应该说，通胀对亚洲的紧迫威胁不容低估，但或许“通胀通缩并存”才是亚洲面临的矛盾局面：食品和能源价格明显表现出通胀的同时，其他很多领域的竞争压力仍然非常激烈。

最近几年，在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全球整体通胀率保持在低水平，相应地，低利率政策被广泛采用，尤其在西方国家。整体通胀水平虽低，但资产价格，尤其是房地产价格却出现膨胀。由于面临正面的供给冲击时，西方的央行没有保持紧缩的货币政策，资产价格明显膨胀。或许有人认为，这意味着央行应该对资产价格上升作出紧缩的政策反应，但实际上暗示的含义是，央行应该意识到正面供给冲击的影响，并应将货币政策定位于维持整体通胀率于较低的水平。按照相似的逻辑，决策者在经济繁荣时，应该对财政盈余进行周期性调整，保持财政盈余。现时我们看到的通胀表现为食品和能源价格的不断攀高，不仅给亚洲各央行带来艰巨的挑战，也是政府的难题，因为食品涨价，受冲击最大的是贫困群体。

食品能源价格上涨的局面是否传导产生更大面积的通胀，关键取决于工资，在某种程度上还取决于通胀预期，以及央行是否容忍通胀抬头。如果工资没有增加，那么食品和燃料价格的上涨将减少人们对其他物品的消费，相应地，在这种情况下，燃料等成本的任何增加，可能会被零售环节或生产企业所吸收，这就出现了当前亚洲一些经济体出现的通胀通缩并存的局面。

但是，在制造业和其他一些行业，激烈的竞争压力依然存在。随着企业对成本的不断压缩，供应链最优化正在进行。从美国进口价格指数可以看出，随着人民币进一步升值，来自中国的商品变得更为昂贵。而同时，中国商品的市场份额在扩大。总的来看，就生产者来说，中国已经从通缩因素转变为适度的通胀因素，鉴于中国的需求和消费规模，随着中国经济的壮大和收入水平的提高，中国正日益成为通胀力量。

除成本推动型通胀卷土重来的共同点外，西方各经济体金融和宏观经济环境差别非常大。然而，正是成本的升高带来近期西方加息声势的壮大。欧洲央行措辞严厉，放风可能会有一次性加息，英格兰银行也大体如此，甚至连美联储也已经停止降息。我们认为，欧洲央行和英国的确存在加息的可能性，而美国经济却不能够承受近期任何幅度的加息，尽管加息前景貌似形成——或许以支撑美元的名义。美国经济中的一些部门表现良好，比如大企业，出口行业和部分农业，而脆弱不堪的金融行业和对未来凄惶的消费者可能因加息而受到较大影响，这将对美国扶摇直上的失业率也不是个好消息。

通胀成因不同

从韩国到印度，自2007年年中以来，亚洲消费物价通胀开始持续攀升。在前所未有的高油价和食品价格推动下，很多经济体的通胀水平呈现近十年甚至历史性高位。例如，历来价格稳定的新加坡，正在经历逾四分之一世纪以来最为严峻的通胀形势，同比通胀率达7.5%，是一年前的3倍。越南成为一个极端的例子，5月CPI同比增长25.2%，创下历史高位，是上年的3倍。

尽管很多分析者将食品和能源价格高涨视作近期亚洲CPI攀高的原因，但通胀飙升背后很多因素起了推动作用，这也使得央行的调控面临很多掣肘，异常艰难。

第一个因素是流动性，事实上，远在本轮食品能源价格攀高之前，很多亚洲经济体就已出现流动性过剩，其来源既有国内资金，也有来自境外的资金。直到2007年末，流动性过剩带来的影响还是以令人愉悦的成分居多——资产价格(主要是股市和部分房地产)上升，而消费物价则相对保持平稳。亚洲投资者财富扩大，至少纸面财富增加了，杠杆投资者借款也更为冒进。对此，大多数央行采取了紧缩货币政策，部分央行调整了汇率和资本流动规定。但普遍说来，由于当时消费物价相对温和，各国一度缺乏解决问题的紧迫性。甚至，一些群体指责央行实施“没有必要的”银根紧缩政策，破坏了大好的投资盛筵。好在自2007年秋季开始，亚洲新兴市场资产价格泡沫开始缩小，部分原因在于紧缩货币调控发挥效力，部分原因在于全球金融市场出现动荡。近半年多来，亚洲股市经历调整，股指下挫幅度从15%到逾60%不等。市场调整有助于抑制更大的泡沫生成，但并非没有别的问题。包括越南在内的一些市场，资产价格的迅速大幅下跌挫伤了投资者信心，并引发了大规模资本撤离，对其货币和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形成威胁。当然，越南的问题已不仅仅是简单的泡沫，它需要通过更多货币和财政政策的精心搭配以使宏观经济趋于平衡。历史经验教训表明，资产价格的无休止膨胀潜藏着巨大的危害，有必要保持对流动性的掌控。

另一个相关却具有更大潜在危险的问题是通胀预期，一旦脱离牢笼，这头猛兽将通过触发价格，尤其是工资的持续调整，给经济的稳定运行带来极大威胁。某种程度上说，亚洲股价下挫对资产价格攀高的预期形成了抑制作用，但近期消费物价的攀升抵消了一部分效力。实质上，CPI高位运行，很多经济体实质利率为负的局面在加剧。越来越多迹象显示，通胀预期正在上升，政府采取补救行动很有必要。

消费物价上涨更棘手

消费物价通胀预期比资产价格膨胀预期更具危害，前者会吞噬人们的收入，而后者会增加人们的财富，但两者最终都能够引发通胀循环，危害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这也是当前通胀压力给亚洲各国带来严峻威胁的原因所在。

不同于主要由需求(过剩的流动性引起资产需求上升)引起的资产价格膨胀，当前的消费物价膨胀更多地被视为供给面的问题(即食品和燃料供给未能满足需求，特别是国际市场)。当然，对于供给不足的问题，可以通过遏制需求来解决，但食品和燃料需求的高度非弹性，意味着对需求进行管理的货币工具对于解决食品和燃料价格高企无济于事，这与一年前的情况不同，彼时价格压力主要由资产价格和流动性造成。比如，加息几乎不能对鼓励农民多种粮多养猪发挥作用。

由于通胀源头从资产转向食品和燃料价格，亚洲各央行将会发现，加息、提高准备金率等传统的货币工具似乎越来越不起作用。尽管央行发出强硬的声音以抑制通胀预期，但他们也应该意识到传统工具的局限性，有必要放弃某些经济体采用的幕后紧缩手法，拓展思维，寻求更多新的、非货币工具的支持，大体说来，包括财政、贸易，产业和汇率等多种工具。

从财政工具来看，当前财政工具被广泛运用，韩国和印尼政府颁布税收减免措施，发放燃料和食品补贴，降低或冻结水电价格等公共项目收费，以平抑通胀、补偿民众食品和燃料支出的上升。短期内，这些措施是有效力的，但从较长的时间看，则存在着风险，这将削弱财政实力，造成价格扭曲，容易导致走私腐败行为的发生，特别在行政效率不足的地区。控制财政工具风险的办法之一，是保持类似财政扶持措施的临时性，或作为一次性措施实施，至少要有定期的检讨。关键在于要有一个清晰的退出策略，并且，尽可能使财政工具的运用过程透明简化。

从贸易工具来看，对于严重依赖食品和燃料进口的经济体，一个简便的工具是降低进口关税和其它税负。这一办法存在的不确定性在于，降低税负的利益能有多少传导给最终消费者，多少落入进口商、零售商等中间环节获得。同时，决策者必须清楚，某些措施，尤其是能源价格干预，对财政健康和政策效率产生的负面影响。部分粮食和能源出口国征收出口关税，以保证国内市场供应，实行“穷邻富我”的政策，比如我们在稻米市场看到的。这种做法极其有害，全世界应一起努力，避免贸易保护主义大战爆发。

从产业政策工具看，除一般性的货币工具外，一些有产业特色的措施也能够运用于某些领域，例如交通、能源、农业和公用事业领域，可采取的措施包括税收减免、补贴、低成本融资、加大战略储备或使用。同样，这种工具的优势在于非常直接，但问题包括有损财政健康，扭曲资源配置效率，维护某些行业利益，并会助长浪费现象。要想尽可能减轻副作用，决策部门需要增加透明度，加强问责，注重效率检讨。

从汇率手段来看，迄今为止，对于是否运用汇率手段应对通胀，很多决策者仍持极大争议，特别是考虑如果汇率问题处理不当，将威胁到金融稳定，正如越南最近出现的情况。年初至6月上旬，亚洲货币呈现非常分化的趋势，比如，泰铢对美元贬值10%，而澳元对美元升值8%。笼统地说，经常项目余额羸弱的经济体，如印度、韩国、新西兰和印度处于贬值压力中；而国际收支状况良好的经济体，如中国、澳大利亚、台湾地区和新加坡的货币表现出升值。尽管有人担心货币走强将削弱出口竞争力和经济增长，但是在输入型通胀威胁上升的驱动下，将有更多政府运用汇率工具，比如新加坡金融管理局采取的动作。需要注意的是国内通胀对货币的敏感性，尤其是资本项目开放(包括正规和非正规途径)的经济体，可能看到进口价格降低的好处被流动性的涌入(追逐汇率收益)所减弱。对很多亚洲经济体来说，对汇率、利率和资本账户给予精心管理以达到微妙平衡，这是一个过于棘手的难题。

误诊的风险

在当前的通胀战役中，一个主要的风险是对通胀性质和成因的误判。在亚洲区任一经济体，都可以听到人们对导致通胀的原因及诊治办法的截然不同的判断，这既折射出经济体处于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同时体现了不同的利益诉求。以香港为例，认为流动性过剩造成通胀者，关注接近于零的同业拆借利率；而持成本推动型通胀观点者，则饱受进口燃料和食品价格不断升高之苦。决策者面临的挑战在于区分通胀成因，采取相宜的政策措施。

如果说选择正确的反通胀工具还不算最艰巨的话，更为棘手的是价格稳定和经济增长前景之间的矛盾与平衡。大多数亚洲经济体今年一季度保持了强劲增长势头，同比增长幅度从澳大利亚的3.6%到中国的10.6%不等，但出口趋软，尤其是美国市场情况恶化，使许多经济体经济增长速度有所放缓。面对美国经济较长期低迷的可能性，甚至欧洲市场和其它市场也会受到影响，部分亚洲决策者对反通胀的顾虑日甚，特别是汇率和其它紧缩手段的运用。

更为难办的是，政府各部门间利益冲突与职责权限的分工，特别是央行与产业和贸易主管部门间的立场差异，难以协调一致的风险加大。从这个意义上说，创建央行的独立性尤其重要。无论怎样，通胀威胁正汹涌而来，形势非常严峻。

(李籁思为渣打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全球研究部主管；关家明为渣打银行亚洲区总经济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