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月来，南方的连日暴雨，北方的安检严查，使一向以delay著称的中国航空公司们雪上加霜。delay的时间也从原来的一两小时，挺进到了四五小时，甚至是七八小时，只要飞机不取消，就算是在午夜时分才到达目的地，也要谢天谢地。遥望着人们本该北京飞上海，却还在宁波机场熬夜等候，那些空中飞人们暗自偷笑了。

上周初的一天早上，我正在上海的办公室开会，北京朋友打电话来说在去机场的路上，并说乘京沪快线可以赶得上中午在上海一起吃个午餐。两个小时后，我致电该朋友，问到了没，回答说：“我还在机场。”“那半个小时后新天地见？”“我还在北京机场，午饭肯定赶不上了，我们约晚饭吧。”

好吧，我于是定了晚餐。下午5点，再次致电，回答显得无可奈何，仍然是“我还在机场”。“不是吧，那咱们只能吃宵夜了。”晚上11点，朋友短信发到手机上“还是没起飞，明天的会已取消，上海不去了，我回家洗洗睡了”。

无独有偶，上周末的下午，我搭下午4点的航班去广州。4时，候机楼的广播说飞机因晚到的原因，推迟到5点半起飞，遂致电已约好晚餐的朋友，让她先等等，晚一些吃饭。她说：“不会只迟一小时吧？！”

接下来发生的事不幸被她言中，在机场等候两小时后，又在机上等候五小时，飞机于11点半起飞，到达广州机场是午夜1点半，到酒店两点半，入住洗漱后是3点半，可以勉强跟朋友吃个广东老头老太们的早早茶。于是“早上在城隍庙吃小笼包，下午在九龙喝下午茶，晚上在巴黎吃大餐”全球一体化童话，只能被演绎成“早上在城隍庙吃小笼包，下午在虹桥机场喝下午茶，晚上在机场停机坪上的飞机上吃飞机餐”。

作为时常搭飞机像打的的“空中飞人”一员，总结长期在机场和机上等候的经验，如果把乘客和机场当局或航空公司作为我敌双方的话，在机场乃至机上发生的一切真的是一场持久战，而与毛主席抗战时依靠小米加步枪有所不同，我方在战斗之余可以凭借的是由平面、电脑、DVD机、iPod组合的多媒体武器，可极大地缓解由对抗引起的烦躁和气急败坏。对照1938年毛主席关于抗日的著名理论《论持久战》，基本上在机场的持久战可分为三个阶段：

前一二个小时是第一阶段，这一阶段的特征是敌方在气势上、局部的兵力上绝对压倒乘客一方。单兵作战，焦急得没有章法的乘客的连串提问，往往遭遇的是偶然出现在登机柜台的人员礼貌而冷淡的回答，而且回答总是模棱两可，含糊不清。这一阶段，如不想被不知所云、来历不明的讲师在机场书店的DVD里用单调的声音几年如一日的讲授“执行力”、“企业管理”所骚扰，可准备大量的杂志，但小说和iPod却万万不可要，否则分分钟错过登机口变更广播或登机广播，后果可大可小。杂志，特别是充斥着状如都市野猫的时装女郎的时尚杂志，可以随时让你从她们的迷离眼神中抽离，竖起耳朵或打起精神去跟柜台人员理论。

接下来的三四个小时是第二阶段，可谓是战略上的相持阶段，也是犬牙交错的阶段。客人一方在此阶段，往往开始结盟，通常以三四个来集中攻击一两个机场人员的散兵游勇；其后，前来增援的机场人员又会反包围人数处于劣势的乘客。这一阶段，配合冲突双方的肢体语言，Rap或跳舞音乐是最佳搭配，头戴耳机，场景可以像一条写实手法的MTV，一切会变得滑稽无比，而且因为听不到背景音而有了旁观者的从容，可以淡定地欣赏双方的面红耳赤和剑拔弩张。

到了第四小时以后，比拼的就是内力，看哪一方更执著，体力更好。胜者为王，若是乘客方有大将带领，有理有节地坚持到底，则往往可获取一定数额的赔偿，反之，则会闹得大家筋疲力尽，随即只能听天由命。这一阶段，往往是在飞机上等候，为避免“幽室恐惧症”的发生，机组人员会打开舱门，但不许乘客出入，此刻华灯初上或是夜已深，伴着螺旋桨的轰鸣，听《壮志凌云》（Top Gun）Sound Track最好，也可以乘着怒火给同事草拟一封忍耐已久的檄文。

但其实，机场持久战并无伤亡，也不闻枪炮声，损失的只是时间、机会或金钱，怎么看也不过是一场虚拟战争，或者由于全体演员的精彩演出而像一场战争片，无非是在平淡无奇的白领生活里，在郁闷无比的悠长等待里，添一些戏剧化元素，理由一如电脑游戏或古装战争大片在坊间的热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