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前总统门罗（James Monroe）有门罗主义，我们也应当有我们的主义。

对于奥巴马或麦凯恩将会采取何种外交政策的问题，在一番激烈争论后，研究国家安全的学者们似乎形成了上述共识。然而，普通美国人不应该被奥巴马或麦凯恩的外交政策取向牵着鼻子走。在当今这个复杂的世界，美国总统在外交事务上奉行一刀切的政策并不是明智之举。事实上，如果不需要单一的政策，下任总统将会过得更加愉快。

冷战期间，美国人逐渐习惯了总统们运用各种高调空泛的外交政策来主导大家的思想。这些政策有时是为特定场合度身定做的，例如，在1979年前苏联入侵阿富汗后，美国总统卡特(Jimmy Carter)宣称如有需要将在波黑战争中动用武力以保护美国的利益。而其余政策的影响更为深远，例如杜鲁门（Harry S. Truman）决心帮助自由国家对抗共产主义，或是里根（Ronald Reagan）承诺支持世界反共运动（anti-communist insurgencies）。所有这些政策都是在华府用以遏制苏联势力扩张的冷战战略——由著名外交官凯南（George F. Kennan）于1947年提出——背景下宣布的。

自1989年11月柏林墙倒塌后的近20年间，美国外交政策专家们都渴望成为下一个凯南（Kennan）。但这种对冷战思维和凯南遏制政策优雅文风的集体怀旧(Communal Nostalgia)是极不恰当的。这种单一的政策模式是与特定对手在黎明前进行漫长斗争时使用的一种特定策略。而在共产主义崩溃后，对全球政治采取单一政策已被证实是非常失败——而且是非常愚蠢的。

上世纪90年代，克林顿竭尽所能宣传他所谓的“实务理论”（theory of the case），一个帮助美国人民适应快速变化的世界的简单理论。他不断地向助手们抱怨他们办事不力。在一次又一次的讲话中，他和他的顾问团体提出了许多口号，包括“民主扩展”（democratic enlargement）、“希望的时代”（age of hope）和“第三条道路”（third way）等等。但没有一项政策能长期执行下去，而克林顿的演讲稿撰写人罗伯特?布尔斯廷(Robert Boorstin)告诉我们，他发现所有的努力最终都变成了一条“浪费时间”的标语。

最终，克林顿政府认识到“行动远比口号重要”的事实。1999年科索沃战争期间，克林顿当局顶住了来自媒体和外交政策学者们的压力，用新的外交政策理论来应对异议——许多高级行政官员用粗言秽语对此表达不满。“我们打算颁布普通法而不是教会法，”克林顿时期的国家安全顾问伯杰（Sandy Berger）这样告诉我们，“我们打算凭经验而不是任何理论，在世界上建立一个全新的美国形象。”

这一政策的效果相当不错，但某些保守派反驳，回避理论学说显示出美国的优柔寡断和懦弱。当七年多前小布什宣誓就职时，新政府认为克林顿没能在外交上确定一个明确的政策，导致极大分散了美国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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