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关总署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6月份中国出口增速大幅下滑，跌落到20%的平均增速线以下。今年上半年，累计贸易顺差为990.3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11.8%，净减少132.1亿美元。这意味着中国的贸易顺差很可能出现真实的“拐点”。与之对比的是，进口出现快速增长，今年上半年，原油进口增长高达11%，至9053万吨；铁矿石进口量是2.3亿吨，较去年同期猛增22.5%。今年上半年是铁矿石和原油价格增长最迅猛的时期，按照一般的供需关系，价格上涨将抑制进口需求，但是这个规律完全失灵，道理很简单，当局并不想降低总需求。

因此，中国用汇率升值对付输入通胀的说法很难成立。汇率升值的唯一作用是继续刺激进口总需求的扩大，即使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猛涨，中国人也愿意用汇率上调的做法进行“承当”。货币政策没有“免费的午餐”，进口国际大宗商品的上游（钢铁、石化、铝业等）享受了继续扩大进口的好处，而出口行业（例如纺织服装、玩具、电子等）则承担了压力，其出口能力急剧下降。

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另外一个方面是中国的通胀问题。CPI设置中食品的权重为32.7%，食品价格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有历史季节性，一般来说在夏季都会有一个短暂回落，但以结构性的观点看，中国的上游部门在接受进口总需求扩张的信号下，它们肯定会不断将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飙升传导到下游，迫使下游企业将利润“上交”，这就体现在PPI的继续飙升上。这实际上意味着CPI（下降）和PPI（上升）的背离是非常虚假的，最后CPI一定会感知并体现出传导的所有效应。在传导中，下游企业利润减少、裁员甚至破产。通胀传导本身就能非常高效地消灭就业岗位，但人们往往以为控制通胀的有效手段——加息是制造失业的根本性力量，这种本末倒置的认识论统治着市场大部分话语。

实际上，韩国央行总裁最近的发言已经击中了这些谎言，但是他也无能为力。他说，单靠汇率控制不了通胀，加息是一个更好的方式，但是世间已无沃尔克式的人物，大多数央行行长更乐于讨好民众和利益阶层，而不是凭个性和价值观行事。这一情境有点像哈佛大学教授Kenneth Rogoff在《全球经济是辆暴走列车》里写的那样，“该到了刹车的时候，但却没有一家央行愿意这样做，各国政府却奋力延长这些不可持续的繁荣，从而进一步推高商品价格，结果，越来越高的商品价格正在侵蚀着财政储备，而没有抑制需求。增加了那种千载难逢的经济和金融混乱的风险。”

毫无疑问，目前宛如囚徒困境，理性的做法是各国应该采取紧缩政策来控制通胀，但是，他们认为：“如果别的国家不采取类似紧缩而实行凯恩斯刺激政策，那么就会增大单方面紧缩国的调整成本。”世界没有理性的榜样力量，根据伯南克最近的国会陈词，可以断定不要指望美国会有领袖风范。所以我们看到，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国家都把增长的哲学变成了维持高亢奋的催情术，不到欲仙欲死形若疯癫绝不罢休。

著名的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很轻佻地将用利率控制通胀的“通胀目标制”看作是一场灾难（他非常白痴地将提高利率看作是一种“自毁”行为），他在漏洞百出的《the  failure of inflation targeting》一文中大肆嘲笑像英国、智利和以色列这样严控通胀的国家，并认为所有的问题都是美国造成的，美国应该提高利率。

他的话有一小半是对的，更重要的是，他的表演当然满足了新兴市场国家无能的央行的自尊心。但美国人肯定不会像欧洲人那样提高利率，他们的算盘是，尽量用货币注入的方式来稳定美国的金融资产，并让货币宽松国来接盘（就像以前对日本人做的那样），同时用美元贬值的手段使得美国资产不断打折（增强吸引力），另外也可以促进美国出口（这也离不开其他国家的刺激需求政策，因为美国出口需要对家来消化）。坦率地说，新兴市场国家似乎正在进入美国人的“瓮中”。这是一个可悲的进程。就像股市处于急跌的阶段我们反对“救市”一样，因为任何多头的贸然出击都会折损（空头可以获得更大的赢利），从而使得股市底部更深。而对于新兴市场国家经济也是一样，任何维持亢奋的做法都会让经济的合理因素折损，使得未来经济衰退的时间更长、底部更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