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万亿财政刺激方案的出台，令海内外舆论惊呼中国“新政”将有助于减缓全球衰退，尽管随后在地方政府不断扩张的财政计划以及大幅下调“双率”的作用下，中国经济有可能降低“硬着陆”风险，但是“新政”一说却是完全的错误。

所谓“新政”源于美国大萧条后罗斯福总统上台，采取了一系列政府干预和刺激经济以克服危机的政策措施，刺激了经济早日复苏，被称为罗斯福“新政”，因为这些措施具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影子，这对资本主义世界来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尝试。

但中国的刺激方案却不可以称之为“新政”，而是实实在在的“旧政”。因为方案并非是在一个自由市场基础上推出的，而是中国经济长期以来很大程度上就是依靠所谓的政府财政投资以及政府干预下的各种市场刺激措施。这项方案具有明显的“计划经济”痕迹，这可以从发改委门前等待审批的那些建设项目和程序上直接得出结论，因此，中国的救市实际上并不是“新政”，而是向计划手段的倒退。

而且，这些都是“救急”的行动，并不足以成为推动可持续增长的力量。 我们认为，中长期的救市方案应该是实施“中国式新政”，也就是进一步完善和开放市场，亦即与西方“新政”相反的过程，因为束缚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以及导致经济结构失衡的主要原因是行政权力干预市场。

自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之后，中国基本步入以五年为周期的经济运行轨道，1993年至1997年是一个向上的周期， 1998年至2002年则是一个下行周期，2003年至2007年周期重新上行。当前，我们面临一个新的经济下行周期，而且由于中国全球化程度加深以及全球遭遇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衰退，中国经济面临史无前例的困难，而内在的转型压力也令是否继续加大“凯恩斯刺激”左右为难。

考察历史可以发现，1997年遭遇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逐步走出经济困境并非是因为当时上马太多的项目，而是改革。比如进行国有企业改革、允许民进资本进入更多领域并具有更大的外贸自主权、金融体制改革以及住房制度改革等，尽管有些改革并未实现预想目标，但是制度放权是民间资本与外资活跃的主要原因。但是，这些只是制度在某些领域的局部放权，事实上，中国要素价格管制、服务业垄断、金融体系不完善以及政府行政与财税制度与市场经济严重的不匹配等等都表明，中国还不具有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基本条件。而过去若干年的增长，主要是来自制度放权与权力干预的结合，也就是行政主导的结果。因此，政府应该从经济活动中撤出来，成为一个服务者和监管者，制度改革将释放巨大的经济活力，并有利于中国经济的成功转型。

首先，尽快改革要素领域，理顺土地、资本、资源等要素价格市场形成机制，尤其改变货币要素、土地要素、劳动力要素价格的低估，打破上游资源品的垄断经营模式，尽快实现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由价格制定者到市场环境建立维护者的角色转换。过去几年，虽然中国进行了要素价格重估，但在经济过热时期也成为导致通胀的主要力量。目前，全球各类商品价格大幅下滑正是推进价格改革的最好时机，成品油价格改革已经启动，土地市场改革也应该重点关注。

其次，从速完善金融体系。虽然在过去5年中国实现了国有银行的商业化改革，但并没有建立一个完整的金融体系，这严重阻碍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必须尽快实现利率生成的市场化，发展包括债市在内的资本市场，建立中小企业融资体系与担保体系，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也表明，中国还需尽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推进汇率改革与人民币国际化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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