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初，正值亚洲金融危机进入最紧急的关头，俄罗斯经济崩溃的时候，一个学者当时说，当俄罗斯总统叶利钦（Boris Yeltsin）喝得酩酊大醉躺在床上时，巴西已经在醉后清醒过来了。

相比目前的金融大灾难，亚洲金融危机只不过是局部地区性的糟糕天气罢了。这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甚至超过了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当时大萧条的巨大冲击基本上是局限于美国境内，而当时的世界并非如今天般全球化和网络化。

大概这一次，人们总算开始赞同美国专栏作家汤姆·弗里德曼（Tom Friedman）的观点：世界的确是平坦的。这就是为什么从亚洲“四小龙”到印度和中国，从老欧洲到拉丁美洲，似乎没有人能从最近的华尔街“大屠杀”中幸免于难。（Old Europe ，源于美国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于2003年指责法国和德国为“老欧洲”的一番言论。美国有关“老欧洲”的认识，乃是对法、德重新加强联盟后形成的一种“欧洲意识”和“欧洲政治”的恐惧，其根源是对目前美国与欧洲之间真实力量对比的一种认识。）

虽然中东国家已经遭遇了一些实际的重大打击，但该地区已基本能进行自我保护，以免遭遇美国、欧洲和其它经济实体所经历的彻底崩盘的危机。这并不一定是阿拉伯国家的聪明才智和完善的计划的功劳，因为该地区事实上仍然没有完全融入全球金融体系。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阿拉伯人在金融危机中能保住自己的资产和投资。阿拉伯和海湾国家在美国和欧洲的投资价值可能会在危机后大大缩小。但是，他们仍然能继续生存下去。阿拉伯人在自己国内的长期投资，以及由于最近油价飙升而赚到的巨额资金，都使他们能顺利渡过难关。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英国首相戈登·布朗（Gordon Brown）、其他全球推动者和有影响力的人士，都在排队等待阿拉伯人的资金救援。

许多学者（包括笔者）都早已预言即将到来的关于财富、权力和影响力的从西到东转移。但是，人们没有预料到变化会来得那么早、那么迅猛。

事实上，笔者比较喜欢英雄——能将大家从前任首相的滑稽行径而造成的痛苦中拯救出来。他可能缺乏布莱尔（Tony Blair）能说会道的天赋，但是，布朗是第一位对华尔街金融危机迅速作出果断反应的西方领导人。相比大洋彼岸那些对金融灾难装模作样的人，你就会明白一个真正的领导人在重大危机时应该如何应对。

现在，布朗希望阿拉伯国家能用他们的资金，通过投资和对国际货币基金的直接捐献，来协助和挽救欧洲各国和世界的经济。

那么，阿拉伯人应该怎么办呢？他们当然应该竭尽所能来帮助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经济。但是，所有的经济援助和交易都是有附带条件的。问问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孪生兄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吧！迫切需要阿拉伯国家帮助的机构都必须有附加条件。阿拉伯领导人必须告诉西方国家，只有结束对该地区的不公平和剥削的行径，他们才会慷慨解囊，对处于经济危机的西方国家施以援手。如果你想要得到阿拉伯人的资金，就必须采取行动结束巴勒斯坦人的苦难，并说服以色列归还被占领的土地。长期以来，西方国家都在保护以色列，而这使得任何一个有自尊心和独立的人在自己的国土上，都像个囚犯一样失去自由，毫无尊严。你也可以翻查一下联合国的记录，看看在过去60年里，以色列践踏了多少国际社会所主张的所谓对巴勒斯坦人怜悯的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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