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起，在放权让利的最初热情过后，改革开始要为过去被计划体制所困但又被严密保护的“城里人”付出代价。农副产品价格的陆续调升和放开自不必说，生产资料价格改革放调结合的双轨渐进，虽然有助于计划外生产资料市场的逐步形成，但这一过程中的各种混乱并不可能瞬间消除，相反由于生产资料计划外价格的合法化而更加普遍发展。

由于企业改革刚刚起步摸索，真正的现代公司制企业还未出现，依附于各种权力机关的行政性翻牌公司的倒卖指标和居间谋利很快得到一个“官倒”的称号。这样，尽管中央从来没有提倡过双轨制，而肯定的是“放调结合”，但人们很快都忘掉了这个指导方针，而用双轨制来代言改革以来特别是1985年以后出现和发展的价格格局。主张市场经济的人因其不彻底而批评它，主张计划经济的人因其搞乱了秩序而抨击它。价格双轨制很快成为持有不同观点和倾向的人共同声讨的靶子，使得这个左右了中国改革进程的放调结合和双轨过渡战略甚至从来都没有被任何正式文件正面提及。

“有点道理，没有把握”的尝试

几乎就在放调结合的双轨推进战略确立的同时，1985年初，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的郭树清(现任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刘吉瑞、秋树芳就上书国务院，提出《全面改革亟需总体规划》的建议，认为借鉴东欧经验，改革必须理论先导、整体规划、一揽子全面推进，而不能试验摸索、局部推进，形成双重体制。他们批评“一种产品实行两种价格，造成计划内产品纷纷流到计划外，而计划外部分又层层转手。大量国家财富落入私人和小集团的腰包。这就是一种‘冲突型’过渡体制”。它的长期持续，必然引起经济生活的混乱和改革的夭折。他们关于整体规划、配套改革的观点虽然有别于中国改革走一步看一步、摸索前进的道路，但也引起了国务院领导的关注，被认为是“有益无害”，鼓励尝试。

1985年8月，郭树清、楼继伟等人在国家体改委有关人士直接参与下，草拟了综合配套改革方案，指出双轨制的八大弊端，建议以价格为中心，财政、税收、工资等配套联动，一举实行体制突破，这其实是莫干山会议上田源阐述过的价格大调整加上财税配合思路的进一步完善化，但因为具有整体规划、配套改革等更有说服力的理论色彩，当时国务院领导批示为“有点道理，没有把握”支持探索推进。

接着吴敬琏、周小川等经济学家加入。1986年4月国务院成立了经济改革方案研究领导小组，组长由时任副总理田纪云担任，下设办公室，简称“方案办”，拟定了以价、税、财、金、贸为重点的配套改革方案，其中价格改革，准备1987年1月从生产资料开始实施。改革的具体办法，类似于捷克1960年代实行的“先调后放”。这样，就实际上回到了莫干山价格改革的第一条思路。

价税财联动方案在部委、地方协调中大大缩水，修改后只剩一个重点产品即钢材调价的小方案在1986年8月得到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经中央书记处讨论同意后，因仍然事关重大，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领导即时任总理和副总理姚依林、田纪云带上时任国家物价局局长的成治平于9月13日又去邓小平同志家里作专题汇报。邓小平同志说企业党委的机构太大，人数太多，要搞厂长负责制，明确企业的一把手是厂长。厂长负责制不搞不行，不要只是试点。第二是权力下放，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同时地方各级也有个权力下放问题。关键是企业有自主权。第三是与权力下放相关的精简机构。而且提出改革要有一个期限，不能太迟(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邓小平年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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