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危机尚在蔓延，中国经济面临改革开放30年以来最为严峻的局面。此次西方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主要有出口下滑影响经济增长以及恐慌情绪导致资产与资本市场恶化，而这两方面都会对金融体系带来难以预测的冲击。因此，刚刚闭幕的三中全会提出，“保持经济稳定、金融稳定以及资本市场稳定”是非常必要的。

与美国相反，中国外储充足、财政盈余以及高储蓄率，只要中国应对及时、得当，完全可以在“金融海啸”中安全抵岸。因此，要吸取美国的教训，重视救市时间与方式。美国政府在危机爆发后救市太迟，救市行动也没有完整和清晰的方案，被动救助一个又一个陷入危机的金融机构，令市场信心崩溃，覆水难收。欧洲则统一仿效英国直接向银行注资(国有化)的方法，且为银行储户和银行间拆借提供担保，直击要害。13日，欧洲央行、英国央行与美联储等机构再次联合行动，向商业银行提供无限制美元贷款，大大降低了信用紧张程度。

因此，中国也有必要及时的推出一整套有效增强“三稳定”的方案，以激励市场信心。当前，中国经济遭遇防止资本市场崩盘、房地产市场如何着陆以及如何化解实体经济过快下滑三大难题，政府必须拿出可行的解决方案，以稳定市场预期。

首先，已跌70%的中国资本市场因欧美股市的崩盘式大跌而再次陷入恐慌，加之经济增长回落已成定局，任何机制性利好政策的出台都是远期利好，而不能减轻投资者的抛售压力，因此，政府部门若要有效的狙击破坏性空头，必须叫停大小非减持。因为在机构投资者与散户被深套的情况下，随企业经营环境的恶化所带来强烈的资金需求，大小非可能不计成本的抛售。此外，政府可在市场资金增量上要求加大央企回购力度或者成立平准基金入市，但其成本、风险远远高于暂停大小非减持，且效果可能有限。

其次，中国必须正视房地产市场如何着陆的问题。毫无疑问，具有泡沫特征的地产价格必然回归理性，目前价格的缓慢下降而成交量大跌后，可能出现危害极大的“硬着陆”。因此，政府决不能听之任之，更不能试图通过放松货币政策或者减税政策支撑楼市泡沫。比较合理的政策是，政府大规模兴建有社会保障性质的廉租房及针对特定收入阶层的中低价楼房。一方面这些建设可以拉动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中低收入者以较低的价格获得政府提供有限权利的住宅，可起到市场价格基石的作用，防止商业住宅价格大跌。

以扩大内需化解此次全球危机的影响已成共识并被不断的重复，但至今缺乏操作性方案，尽管有启动农村市场、大规模减税以及完善社保等方向，但都是长期工程并不能立即奏效。而刺激居民消费需要经济增长(收入增长)产生信心为基础，而目前陷入“只有消费才能拉动经济增长”的悖论，因此，消费难以启动，还需要一套整体即期与远期的刺激方案。

当前，中国有环渤海湾、北部湾地区等区域大规模发展计划，近万亿规模的灾后重建需求，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仍需要完善，全国高速铁路网等建设，中央政府还可以提前实施十一五规划中的重大建设项目，但是不适宜鼓励地方政府建设，因地方政府隐形债务已经足够庞大，而未来税收和土地收入势必减少。因此，中央政府可以制定实施财政与投资计划；远期而言，中国应该继续推进和落实农村改革，完善社会保障，放开服务业以及其他行业的管制，向中国民间资本开放，增加经济增长的想象空间。